高教動態
楊玉良:大學不能沒有“精神圍墻”
時間:2014/04/17  點擊: 【字體:

復旦大學校長  楊玉良  
  ●大學沒有“精神圍墻”,就無法滿足大眾對大學的高尚性和純潔性的期盼,從而也就喪失了大學存在的價值。
  ●正因為大學不客觀地把自己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,認為大學就是社會的中樞,因此就承擔了“無限責任”,從而遭受到社會各方面對她的詬病,無意間把社會出現的任何問題都歸咎于大學出了問題。


  對當今大學來講,“改革”固然重要,但是對大學精神的“回歸”或許更加重要。大學除了在“堅守”與“創造”之間存在著張力,在“改革”與“回歸”之間或許存在著更大的張力。這些都是必要的張力,大學在這兩個張力中前行。為此,認清大學的使命并以此為方向,顯得尤為重要。

  大學的使命在于傳承
  大學擔負著人類文明和民族文化的積淀與傳承的任務,這個似乎是大家比較有共識的。大學的這個任務決定了大學是世界上非常特殊的組織機構,和政府或企業都不一樣。
 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,美國有這樣一股思潮,說大學校長要“經營”大學。但是很快就遭到了一大批人的反對。因為強調“經營”就有把大學當作一個大型的公司來進行商業運作之嫌。如果把大學看成是一個大型的公司,那么就忽視了她在知識的積淀與傳承方面的重要功能。我們必須清楚地看到,即使是世界五百強的企業,也絕對辦不出像美國加州理工學院這樣一所規模很小的名校,根本原因在于大學文化功能構建的獨特性。
  同時我要強調,大學是一個民族性極其強的教育和學術型機構。國內曾經有這樣一種思潮,認為我們應該把國外一流大學當作我們辦大學的一個參照物。這在總體上是正確的,但是我們絕對不能把國外的一流大學簡單地當作我們辦學的模板,因為這樣就忽視了大學的民族性特征。
  大學的特殊性還在于她有學生,她承擔著培養人才的任務。學生,尤其是大學生,是文化傳承的主要載體。因此我們的大學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思想和文化系統化、規范化,將其轉變為課程,并且把它們傳授給學生,把包括中國在內的人類所有的文明、精神進行傳遞,這種傳遞是學者們先進行研究后才能傳遞的。
  大學培養的學生承擔著將人類文明和文化傳承與發揚的任務。任何學科專業,不僅僅是人文社會學科,還包括自然科學和醫學等,都在起著這個作用,因為說到底科學也是一種文化。因此,我們復旦大學在前些年開始了通識教育。雖然它在很多方面還需要完善,但是我認為這是一條正確的道路。因為大學,尤其像復旦這樣的大學,傳授專業知識固然重要,但培養一個人的精神是我們最最重要的任務。美國教育家德懷特·艾倫(Dwight  Allen)說過:“如果我們使學生變得聰明而未使他們具備道德性的話,那么我們就在為社會創造危害?!?br />   英國著名教育家阿什比(Eric  Ashby)曾經指出,任何大學都是遺傳環境的產物?!碍h境”是促進大學改變的外部力量,而“遺傳”則是大學對自己應有的道德與文化的傳承。從這個意義上說,大學是“保守”的。這里“保守”不完全是一個貶義詞,“保守”有“堅守”的意思,指的是要堅守道德,堅守學術。大學的這個“保守”的文化品格,使得大學非常穩定而且有力量。
  當然,大學也不能脫離現實。但是從她的“保守性”來說,又必須要與世風俗流保持一定的距離。所以,我們經常講大學要遠離塵囂,要保持寧靜和清醒。前些年有個說法,要把大學的圍墻拆掉。如果它只是指物理的圍墻,我覺得可以拆掉,但是大學的“精神圍墻”,絕對不能拆。大學沒有“精神圍墻”,就無法滿足大眾對大學的高尚性和純潔性的期盼,從而也就喪失了大學存在的價值。大學不僅不可以隨波逐流,更不能對世風惡俗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,大學應是社會的清潔劑、清醒劑。
  這些年,大學有不少有失規范的地方,國外的大學有,國內的大學也有。其根本原因在于喪失了“精神圍墻”。大學應該是社會思想的中流砥柱,尤其在民族危難和社會失范的時候,大學對精神的堅守顯得尤為重要。

  大學的使命在于創造
  上面講的是大學的“保守性”的一面,但大學同時也具有她“創造性”的一面。大學必須進行思想、文化和學術的創造,對已有的社會發展形態、文化和知識體系以及人類本身,要不時地作出深刻的反省和批判。因為人類的社會遠不是完美的,所以總應該有一批人來非常認真地研究和批判我們現在的社會、文化當中的問題。如果我們不這樣做的話,就放棄了大學應該擔負的文化建設方面的責任。反省不僅僅是批判,而更應是創造。大學不僅要回答現實生活當中我們所面臨的諸多問題,比如說當今的金融風暴和社會的道德問題,等等,而且更為重要的是,要為討論提供思想和理論武器。這種討論不應是泛泛而談,發發牢騷,而應是深入的分析,并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案。
  大學教師不應是一個流行節目的主持人,他不應該僅僅煽情,而應該為學生提供分析這些問題的思想和理論方法。我們要關注未來中國和人類發展的根本問題,并對此進行研究和討論,給出我們的回答,就如溫家寶總理提到的“大學要仰望星空”。有些問題看起來可能是非常純的理論問題,跟現實問題沒有什么直接的聯系,但是這些研究恰恰是為國家、民族、人類社會的發展與變革提供了新的精神資源。我們創造了新的精神資源、新的思維方法,豐富了想象力和創造力,這是大學極具“創造性”的一面。
  大學在“堅守”和“創造”之間維持一種張力。如果大學一味“保守”甚至復古,大學就喪失了她的責任;但如果大學忘記了傳統,完全流俗,那么也是喪失了大學的責任。因此,許多高等教育研究專家都認為,大學的這種“堅守性”,以及她的“創造性”,實際上構成了“大學之魂”。

  大學的使命在于服務
  除了以上兩個功能之外,大學還有第三個功能——服務社會。從大學的發展歷史來看,這是時代新賦予的功能。
  大學服務國家和社會這個特征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。那個時候,全世界為了反對法西斯,在很多國家,尤其在美國,政府給了大學很多資源的投入,希望她為這場反法西斯戰爭服務。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就是在這場世界性的戰爭當中崛起的,因為她發明了雷達,并發明了破譯密碼的方法等,為贏得這場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。自從政府介入大學事務以后,大學就帶有了更多的國家意識。到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后,大學跟工業界、實業界有了非常密切的聯系。
 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前校長克拉克·克爾(Clark  Kerr)在《大學之用》一書中指出:“今日之大學主要的功能不止于教學與研究,并且已經擴展到服務?!彼J為,大學與其所處的社會的關系,就是一種服務的關系。因此大學總是希望及時地對社會的需求作出反應,以滿足這些不斷變化的需求,并以各種方式對自身進行功能調整。我認為,這種調整是應該的,也是必需的。
  然而,到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,美國的大學開始反省,他們認為在這一頭走得太遠了。我們必須注意到,大學在服務社會的同時也產生了兩個傾向性的問題。
  一方面,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,大學與政府、工業界乃至整個社會的結合十分緊密,這使得某些大學有些自大,認為大學已經從社會的邊緣走向中心。這是一個不太客觀的傾向性表述。我們必須認識到大學不是一個萬能者,她不可能承擔社會上所有的責任。正因為大學不客觀地把自己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,認為大學就是社會的中樞,因此就承擔了“無限責任”,從而遭受到社會各方面對她的詬病,無意間把社會出現的任何問題都歸咎于大學出了問題。
  另一方面,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有美國學者認為自己的大學已經墮落成為“服務站”。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先生認為,“服務站”就是社會需要什么,大學就給什么;政府需要什么,大學就給什么;市場需要什么,大學也就給什么。這樣的話,大學為社會提供的是即興式的服務,不僅服務質量不高,而且使大學過度地社會化、政治化、市場化,大學和社會之間必須保持的精神距離就喪失了,這樣必定導致道德與學術精神的消解。
  為什么“服務站”思想會使得美國的大學沿著這條路走得很遠呢?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充當“服務站”能夠為大學帶來財富和各方面的支持。實際上,“服務站”思想使大學在不同程度上出現了“媚俗”、“媚眾”、“媚上”的種種陋習,大學本身獨立的精神未得到應有的堅持。因此,這樣的大學受到了很多學者,乃至大眾的批評。芝加哥大學前校長赫欽斯(Hutchins)在上世紀70年代時,對大學“服務站”的做法和思想提出了非常嚴肅的批評。他甚至說:“如果大學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大學,那么改革她的唯一方式就是使她回到傳統意義上的大學?!?br />   因此,為了維護大學的精神品格,在努力為社會提供各種高水平、有深度的服務的同時,我們的大學一定要克服上面提到的兩個傾向,要保持大學本身應該有的穩定和寧靜。(《中國教育報》  )

(作者:楊玉良 編輯:gjs_ad)